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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廢除戶籍制度藩籬:“平權時代”的序幕拉開

最后更新時間:2014-7-31 13:40:59
      近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這標志著我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戶籍管理模式將退出歷史舞臺。

      印象中,新中國成立以來,讓農民雀躍的國家政策有兩個,一是從1978年開始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那是中國建國后農民從無產到有產的一次歷史性轉變,這一土地政策徹底釋放了農村壓抑已久的生產力,農村社會文化、國家風貌及經濟實力為之翻覆。這一政策帶動中國走出了十年動亂的創傷與迷茫,可以說,我們至今仍然在享受著這項政策的紅利。

      其次是從2004年至2006年,國家逐步取消農業稅,并實施直接補貼政策。在華夏農村土地上實行了2600年的這一皇糧國稅類別,就此成為歷史。

      而此次戶籍制度破冰快于預期,這是漸進式改革,但漸進中的一步跨得比較大。相比之前兩項政策,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除了經濟學成分外,更有社會學意義。

經濟學意義——農民獲得最大紅利的前提下均衡大中小城市的資源配置

      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城市與農村居民身份統一,城鄉分隔之墻基礎坍塌。始自于1958年的固定戶籍制度,在市場經濟時代人為凍結勞動力市場,已經成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最大力量。

      未來所有公民有統一的身份證號碼,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以居住證為載體,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

      戶口背后的含金量取決于公共福利的多寡,轉移到城鎮的農業人口享受國家基本公共福利,此次戶口漸進式改革最難啃的骨頭就是這一塊。《意見》規定,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納入社區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并落實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和異地就醫結算辦法,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有一張身份證,在全國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基本公共福利。統一的公民身份,建立在統一的基礎福利均等化之上。

農民獲得最大紅利

      他們不僅可以依照規定條件在城鎮落戶,還可以保留土地使用權等權益,《意見》明確規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如果說以前落后的工業化建立在剝奪農民利益的基礎上,現在開始反哺農村、農民與農業。對于身無資產、又無技術優勢的農民,進城不能解決就業難題,土地承包權、流轉權是這些農民朋友這輩子最大的資產,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一輪改革建立在保障農民權益的基礎上。

中小城市獲得次等紅利

      城鄉區隔消失,大中小城市間的區隔仍然存在,改變各城市間資源配置不均,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此次戶籍制度改革,鼓勵農民落戶建制鎮與小城市,只要有合法穩定居所就可落戶;合理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只要有合法穩定居所、合法穩定就業,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就可以落戶。到大城市落戶相對困難,不僅需要合法穩定就業達到一定年限、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即使如此,各大城市還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范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范圍、條件等作出較嚴格的規定,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特大城市人口仍然嚴格控制,這幾乎涵蓋了所有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與副省級城市,以積分高低作為落戶的依據,根據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合理設置積分分值。

均衡大中小城市的資源配置

       由上述來看,大城市戶籍目前含金量最高,所擁有的機會資源最多,其他依次類推。讓大城市戶籍含金量下降,最好的辦法是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資源均衡配置,看看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有哪個昆山人愿意把戶口遷到南京?這是市場經濟發展與福利普遍提升的功勞。

      戶籍改革破冰,從資源聚集度可以推測,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將成為人口聚集洼地,迎來發展的機遇。城市圈周邊的中小城市,成為獲益最多的地區。只要當地政府有市場眼光與勇氣,不要把改變機遇當成負擔,新一輪紅利就在眼前。

社會學意義——基于法理和社會倫理準則上的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昭彰

       士農工商,次序背后是農業立國的社會現實,但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問題成為長期的困擾迷局。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曾致信當時的朱镕基總理,述說農村現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句話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經典表述。近年來,三農問題似乎逐步淡出公眾的視野,是這個問題消失了嗎?沒有。數以億計的農民散布在城市里,農村的空心化掩蓋了其中的矛盾,實質上,三農問題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轉移到了城市中。

  進城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后代,暫時遠離了三農問題,因為戶籍制度,這些在城市里的農民身在城市而心在漂蕩,缺乏文化認同、絕緣城市福利、未來出路迷茫……這些比三農問題更嚴重的現實已經日益突顯。城市靠一紙戶籍把農民擋在城外,不符合市場邏輯,更不符合社會公平法則。一首《春天里》不能撫慰進城農民的失落與無助,不徹底消除制度藩籬,中國社會的二元對立就無法彌合,這危及的不僅是農民和農村,而是對社會健康發展的人為設阻。

  多年以后,當人們回想那些萌生在城市里的夢想,不會忘記那些灰色的現實:一個有合法身份的國家公民,只因為是農村戶籍,哪怕是在同一個城市的夜空下,也不能共享那片璀璨的夜光,甚至要適應巡防隊員常態化地半夜三更敲門而入,要忍受土著居民和城市管理部門對自己身份和品行的懷疑,要忍受醫療、教育、社保等各類城市福利對農民身份的漠視。

  制度對社會的影響,從來不老老實實地限定在其所管轄的領域之內,任何制度都會衍生出一系列社會文化、社會思維和社會心理的改變。曾經很榮光的農民身份因為戶籍分割而成為國家的社會低層,建立在戶籍基礎之上的城鄉二元對立,導致的結果不只是我們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暫住的權利,更嚴重的是這種扭曲思維已經侵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源自身份不同而派生的優越感已經滲透到幾乎所有的角落。比如職位的高低不同就會產生特權思維,在同一單位竟然會存在正式、非正式甚至多種不同的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人們竟然認為這些都是正常存在,其背后深層次的思維根源都有二元階層對立的影子。

  諾獅旅游規劃認為,任何人為的割裂都不叫和諧,任何有違公平的制度都不會長久。這一屆政府認識到了戶籍問題以及背后的諸多問題,這項從正義和公平基準線出發的良政,雖然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填充,需要完備的執行力做背書,但是我們透過政策設立的初衷,已經不難發現公平與正義將是中央政府的執政起點,諸多有違情理的現實不公都將被糾正,這種行政倫理產生的制度能量必然重整未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有時候,需要遠觀才明白什么是創造歷史,而順應民意消弭城鄉二元結構的做法,無須在歷史盡頭回望,就已經知道它已經創造了歷史。

  2014年,你被幸運選中,站在了歷史紀元的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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